张翼之《史通》中国名著简介

作者： 张翼之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史学评论的专著，二十卷，唐代刘知几撰。

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从三代到春秋以前的时期，史书的编纂完全为贵族统治者所控制，即所谓“王官之学”。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王官之学渐入民间，史书编纂不再为史官所垄断，在一般史学家的著述中，增进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的内容，从而形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汉代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就是这个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历史编纂学也更加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汉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后来，各朝的“正史”，也都沿袭这个编纂原则，致使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和影响。

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混战以后，唐代初年，由于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官私撰修的史书多起来了。根据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统计，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在编纂体例、写作技巧，乃至史料的真伪，作者的历史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客观上需要进行批评、总结和探讨。唐太宗确立设馆修史的制度，对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好的一面，是开启了以后历代王朝注意修史的风气。由于设馆可以网罗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集体编纂中，能各抒所长；而且，由于对史料的收集，可以比较周全，对史学方法论和史书体例的研讨，也可以进一步深入。但是，设馆修史，使史学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史学的优良传统更谈不上发展。在馆的内部，人多品杂，认识本难统一，又处处受制于监修大臣。而这些监修大臣多是庸碌之徒，判断是非时往往畏首畏尾，互相推诿，徒延岁月。刘知几在长期的撰修国史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却因意见不合，受到监修国史的中书侍郎肖至忠的责难和武三思的贬抑。刘知几乃辞职回家私撰史通以抒已见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幼喜爱文史。二十岁中进士后，任获嘉(河南今县)县主簿，潜心研读史籍。武则天时期，他曾两次上书朝廷，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都不被采纳。公元699年(圣历二年)，他来到长安参与编纂三教珠英，后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撰起居注。他长期供职史馆，虽与监修大臣意见不合，曾请辞史馆职务。后又数度入馆，同徐坚、吴兢、柳冲等人合修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私撰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史通是刘知几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完成于公元710年(景龙四年)，正当他五十岁的时候。

史通全书二十卷，分内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都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写成的。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和弛张三篇，早已亡佚，仅存篇名，所以，现存的只有三十六篇；外篇共十三篇，合为四十九篇。篇名如下：内篇：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

以上虽只四十九篇，却对已往旧史作了全面总结，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儒家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史学著作进行批判。刘知几本着“实录”和“直书”的精神，对唐代以前的史书，包括被奉为经典的那些古代史书，从它们的内容到编纂方法，都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批判，逐一检查了它们的得失。总结出了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这六部为代表的唐代以前史书编纂的六种形式，并指出纪传体和编年体这两种体例在史书编纂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类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最高标准的尚书和春秋大加评议。如对尚书提出可疑之事十点，对春秋提出未谕者十二点、虚美者五点。认为所谓尧舜禅让说不足信，事实应该是舜先废尧，而立其子丹朱，后又废丹朱而夺得帝位。桀、纣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所谓太伯让位季历，周文王服事殷，周公杀管叔、放蔡叔等都不可信。刘知几还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义例”，斥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在这里，孔子、左丘明等人都受到了责难，写下了许多一般人所不敢发的评论。

二、关于历史方法学的论述，着重对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加以评述。体例方面，刘知几认为体例必须谨严，并与内容名实相符。内容上只应记载重要的、有用的史事。他明白地指出：寓言、图谶、传说和神话等不能作为史料编入史书中去。他还认为现有的纪传体史书中有些内容是应该增减的，如天文星象常常是千古不变，没有必要让每部断代史都撰天文志。艺文志只应著录当代的典籍，不必列举前代。一些与人事无关的灾异、祥瑞现象，也不应列入五行志。同时，又主张增加都邑志以记载京城的地理形势、建筑规模、宫阙制度和朝廷轨仪等。增加方物志以记载全国内外各方的特产异物。增加氏族志以记载历代帝王公卿及世家大族的宗支世系。这些要求反映了刘知几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更深入细致的认识。编纂方法方面，主张叙述明晰、严整，不能驳杂零乱，而且取法要烦省适当，详略得宜。

三、叙述我国史学的发展概要。史通叙述了唐代以前史书的著述情况并分析其源流、体例和类别。它将历史著作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按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按其主要体例，分为“二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在杂史中、又按内容分为十种。此外，还论述了历代史官制度的建置沿革，既肯定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史官人选自当十分慎重，历代称职的史官并不多，而设官修史的弊病却很明显：史官众多，互相观望；史料缺乏，难以编撰；权贵干涉，难以直书；监修牵掣，无从下笔；缺乏制度，职责不明。所以，难以完成修史的任务。

刘知几还提出了“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他认为真正的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条件。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的能力，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进而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呢，它既包括了见解和观点，还包括了要有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几个方面。这三方面，刘知几认为，史识最难得，其次是史才，再次是史学。刘知几的史学论点，尽管未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但却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我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中，有很大贡献，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十分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刘知几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史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名著，它总结了他以前的史学成就，建立起了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所以，史通一直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然而，刘知几毕竟是封建史学家，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史通一书中，还是十分明显的。如把农民起义，说成是“起自群盗”；又如说什么“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就同他提倡的“直书”、“实录”自相矛盾了。

史通著成后，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徐坚等人十分称赞，说要拿它当座右铭。但由于史通对历史的批判隐含着对现实的政治批判，对儒家经典也敢于质疑，刘知几辛辣的笔锋触及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隐秘的矛盾和黑暗，因而招致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所以，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很大影响。首先，是篇目错乱；其次，是讹字错简很多，明清时期虽经学者们整理，亦难恢复旧观。所幸的是，刘知几的主要见解还保存在书中。从元代到明中叶，很少有人提到史通，甚至永乐大典也不收录。明代嘉靖年间，陆琛得到宋本史通，才据以校刊流传，是为“蜀本”。万历以后，校刻评释的才逐渐多起来。如明代有李维桢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诂。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以及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浦书后出，它吸收了先前各家评释的成果，所以流行较广，取代了前此各家，后来学者多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订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通通释就将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和杨明照的史通通释补以及罗常培的史通增释序附在后面。此外，评论史通义例得失的有今人吕思勉的史通评和程千帆的史通笺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