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名著《白氏长庆集》的年代、作者和内容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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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晚年曾官太子少傅,谥号“文”,后人因亦称白傅、白文公。白居易原籍太原,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诗人诞生于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青少年时代因避战乱,曾度过五、六年颠沛流离的生涯。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宪宗元和二年(807)授翰林学士;三年拜左拾遗。屡次上书,请除弊政,并因反对宦官掌握兵权,当面指摘宪宗的错误,触怒宪宗,几被治罪,幸有宰相李绛保护得免。元和六年(811)母病故,居家。元和八年 (813)“丁忧”期满,诏拜左赞善大夫(陪伴太子读书)。元和十年 (815),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首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当局恶其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后改忠州刺史。穆宗初年(821),召白居易回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因朝政黑暗,请放外任,后任杭州刺史。后改任苏州刺史,受到人民爱戴。此后又历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闲居洛阳履道里,会昌六年 (846) 卒,年75。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之融合。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白居易的一生,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基本可分为前后二期。前期志在“兼济”,后期重在“独善”。“兼济”则直言极谏,无所忌讳,其诗歌重在反映民生疾苦; “独善”则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其诗主要表现个人感受。他做诗十分勤苦,至 “手肘成胝,口舌生疮”。与元稹等一起倡 “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诗风平易,影响很大。
本书71卷,诗文3600多篇,全面反映了白居易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学主张。与其“兼济”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白居易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诗歌继承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反映现实生活,关心民间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并注意到诗歌自身的特点:“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主张“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与元九书)对诗歌的表现方法,主张 “辞质而经,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 ( 新乐府序)。总的来说,白居易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的不当之处在于对文学的功能理解过于狭隘(主要是前期),把“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作为文学唯 一的或主要的功能,持论未免偏颇。由此出发,他对李白,以至杜甫作品的大部分,都采取贬低态度,这是失之公允的。事实上,白居易自己的创作也不是始终完全坚持这一标准,如他晚年的诗作。
白居易的诗歌是他文学主张的实践。白居易曾自分其诗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大类。这个分类虽不够理想 (前三类以内容分,杂律诗以形式分),却反映了诗人的文学思想和他诗歌创作的大体性质。与他的生活道路可以贬江州司马分前后两期一样,其诗歌创作也可以此为界,前期主要是讽喻诗,“唯歌生民病”; 后期主要是闲适诗等,“世事从今口不言”( 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白诗之中,成就最高,他自己也最重视的是讽喻诗170余首,以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为代表,“篇篇无空文,字字必尽规”,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当时的社会弊端和社会黑暗,做了勇敢的揭露和鞭挞,是白诗之精华所在。其中有写农夫的辛苦,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观刈麦、杜陵叟、采地黄者、重赋、卖炭翁等;有揭露豪门贵族穷奢极侈的 红线毯、轻肥、歌舞、两朱阁;有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和边防问题的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 有反对穷兵黩武的新丰折臂翁;有为封建礼教束缚、戕害下的妇女鸣不平的井底引银瓶、母别子、议婚、上阳白发人、陵园妾; 有讽刺迷信愚昧的 海漫漫、梦仙等。正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所说: “讽喻之诗长于激”,这些诗篇题材广泛,笔锋锐利,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扼腕”、“切齿”,也正以此显示其光采。讽喻诗在艺术上一 般是主题明确,语言通俗晓畅,叙事与议论结合。表现形式上一 般是直赋其事;另一部分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方法,有晚年所做禽虫12章。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表现闲情逸致,日常生活的感受,田园生活的美好,洁身“独善”的志趣。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田园风光的诗如归田三首等,清新质朴;也有 一些篇章表现了作者乐天安命,及时行乐的思想。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早年所作长恨歌 和中年的琵琶行、长恨歌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前半写他们的误国,多讽刺;后半写他们的深挚爱情,多同情,因而造成诗歌主题的复杂性。但最感人的是后半部分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全诗构思精巧,描写细腻,抒情委婉,语言流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琵琶行通过描写沦落江湖的琵琶女的不幸身世,寄托了作者政治上失意的内心苦闷: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 一篇叙事诗,但叙事当中始终渗透着作者浓郁的感情,并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 尤其是它对音乐的描写,比喻巧妙,语言成就可谓出神入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歌”(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说明这两首诗的受人民喜爱。
杂律诗写作时间不 一,“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但它在白诗中数量最多。一些铺陈故事,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一些杯酒风月的篇章多不足取; 倒是一些抒情写景小诗,趣味隽永,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暮江吟 等。
白居易十分注意向民歌学习,并努力尝试,忆江南、长相思、浪淘沙、花非花等词作,为文人词的创作开了先声。
白诗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近,明白晓畅。“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是刘禹锡对他的赞扬。刘熙载艺概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称赞他:“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这些都很好地概括了白诗的特点。白诗也存在一定缺点,其一是贪多而太滥。叶燮说“若去其六七,皆卓然名作也”(原诗)。其二是部分作品失之过朴过直露,“不求文字奇”、“直歌其事”虽通俗易懂,却也影响到诗歌的艺术性。宋张舜民就曾说“乐天新乐府儿乎骂”。这也就招来后世一些訾议,曰 “俗”曰 “浅”,司空图甚至说他 “力勍而气孱”(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白诗一些篇章确实缺少含蓄的韵味;一些炫耀富贵,吟弄风情之作也确实格调不高,但也应看到他的许多成功之作“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 一瓢诗话),反映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就。
白居易的主要成就在诗,但文章也写得很好,只是为诗名所掩。元稹在 白氏长庆集序 中曾以 “当”、“实”、“直”、“尽”来概括白居易散文的特点,这与当时的古文运动有一致之处。白文当时也很有影响:“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白文有策林75篇,议论天下大事,追踪贾谊治安策,识见卓著,词畅意深与元九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系统表达了作者的文学见解。此外,一些抒情写景小品,记事记游之作,也都文笔简洁,旨趣隽永。
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白居易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其诗常在“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其诗集被“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元稹元氏长庆集序)并远传朝鲜、日本。回纥诗人坎曼尔亦曾抄写、学习白诗。白居易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开通俗体一派,影响后人殊大。晚唐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宋代王禹偁、苏轼,一直到清代吴伟业,都曾学习白诗。元明清剧作家也曾取其诗入剧曲。
由于白居易的成就及影响巨大,因而对白居易及其诗文的研究始终未断。元稹堪称第一人,对其诗其文均有评述。后人或赞扬,或贬抑,多从诗文风格着眼。对白居易进行全面研究及评价是在解放后,对其传、文、词成就,其人、其世、生活、思想、文学观点、局限,均有研究。海外如日本,也有对白居易的研究。对本书进行整理校注的第一人是清初汪立名;近人陈寅恪、岑仲勉对白集也多所考订。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有朱金城笺校的白居易集笺校(6册本),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