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建立了宗经征圣明道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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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在评论五经之时,提出了“诗言是其志也”的说法。荀子·儒效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知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遂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这里荀子之言诗言其志,指的是诗为圣人人格之表现,此与尚书· 尧典宽泛地说“诗言志”不同。王先谦荀子集解曰:“国风所以不随荒暴之君而流荡者,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也即毛诗序之“发乎情,止乎礼义”。“文”指文饰;“光”者,广也;“至”指“盛德之极”。而书、礼、乐、春秋虽不可称为文学,其言事、言行、言和、微隐,与诗之言志相为表里,构成一个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大系统。文学正是养成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途径之一。
荀子是宗经、征圣、明道学说的倡导者,他重视博学、文学,重视诗之言志、风之不遂、雅之文饰光大、颂之美盛德,都是局限在人伦纲纪一途,所以学习的范围、学习的目的是既定的。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 恶乎终? 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尚书之言政事,诗之述情态,礼为建立行为纲纪,乐主中和,春秋具微言大义,可以教导人超凡入圣,成为君子,因此,是学习的最高典范。
荀子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他对于易、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流传,居功甚伟,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传播,既发现了圣人孔子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五经是圣人智慧所具有情志文采的完善体现,所以学习必须以圣人及圣人创设的经典为根据,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圣人,同时,他又发现了五经各自的特点,如“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劝学)的特点,即“礼、乐标举法则而无论说分析,诗、书记载故事而不切近当前,春秋文辞简约,意旨微妙,一时难以索解”(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史第三章)。所以在学习之时,“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即要通过师徒传授认真地领会五经意旨。
荀子以征圣、宗经、明道的纲领为基石,发表了他对“言”、“名”等问题的看法。荀子·非相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荀子·正论曰:“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荀子·正名曰:“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执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明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所谓辩,就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言谈,文以明道,君子好辩说,正命名而辨异同,是基于卫道的目的。道关乎治乱人情,心之与言、说、辞、命,必须合于道,而道则以礼义之顺,合于圣人。背离道,名不合实,虽辨丽,也是应抛弃的。言、名的道理,用于文学创作,便是对文学内容明道目的和文章用词命意切实的一种要求。“言必当理,事必当务”(荀子·儒效)。“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荀子·正名)。欲要名实相称,言理当务,有助于王化大业,若“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荀子·非十二子),“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违背名辞为“志义之使也”的本分(荀子·正名),无疑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