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经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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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立后,今文经学为恢复原有的势力,极力排挤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已和西汉时不同,加上刘秀也有意扶持古文经学,后汉书·儒林传中说:“……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探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召集到京师的七位著名学者中,今文学者有三人(范升、刘昆、桓荣),而古文学者有四人(陈元、卫宏、杜林、郑兴),说明光武帝对古文经学十分重视。在所立的十四个博士中却没有古文经学。过了不久,光武帝决定增立左传博士,又在今文经学家的反对下放弃。虽然如此,朝廷对古文经学还是非常重视,汉章帝还特地下诏:“其令儒生远高才生,受学左氏、古文尚书、穀梁春秋、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书·章帝纪)可见古文经学虽未立于官学,它的地位和影响在当时是相当大的。
两汉期间,古今经学的争论,除了刘歆与今文经学家争立官学外,还有三次具体的争执:一次是韩歆、陈元(古文学者)与范升(今文学者)争立费氏易与左氏学;另一次是贾逵(古文学者)与李育(今文学者)争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之优劣;第三次是郑玄(古文学者)与何休、羊弼(今文学者)争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之长短。
古今经学经过长时期的争论,逐渐由分歧走向融合,在郑玄那里古文与今文的界限已经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