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典章制度为中心
的史籍编纂体裁。司马迁 史记有 “八书”,即 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 等,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概况。班固作 汉书,改 “书” 为志,有 “十志”,即 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等,这一体例为唐以前的某些正史如 宋书、隋书沿用。但正史中的“志”并非独立成书的专史。东汉以后,开始出现典章制度专史,如应劭的 汉官仪、卫宏的 汉旧仪、丘仲孚的 皇典、何胤的 政礼 等。唐代前期盛行编纂典志书,如李林甫的 唐六典、唐颖的 稽典、王颜威的唐典、李延寿的 太宗政典、刘秩的 政典等,都是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专史。但这些多为断代的记叙,反映的是某一朝的某种制度,缺乏古今会通之意,难以看出各种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中唐宰相杜佑在刘秩 政典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编成 通典一书,创立了一种新的史籍编纂体裁,即所谓 “典志体”,也称为“政书体”。通典是一部通史式的典章制度专史,上至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代宗为止。南宋学者郑樵则别出心裁,编纂了一部纪传体的 通史,后改名 通志,以 “会通古今”,但其平生精力主要用在反映历代典章制度演变的 “二十略” 上,他自己曾非常自负地说: “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 ‘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在于此矣。” 因此,尽管 通志 并非典章制度专史,但后代史家却将其与 通典、文献通考 等量齐观,合称 “三通”。元代马端临的 文献通考 与 通典一样,为通史式的典章制度专史,但在具体编纂方法上又有所创新,这就是 “文” (古史资料)、“献”(古人评论)、“注” (编者意见)三结合的方法。清朝乾隆年间,朝廷特设 “三通馆”,组织专家学者续编 “三通”,先后编成 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简称 “续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 (简称“清朝三通”),加上民国年间刘锦藻编纂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有 “十通”。要了解上古至清末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十通” 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