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孔子的历史观

孔子的历史观是唯心的。这是没有疑义的。尽管他在“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在“颜渊问为邦”时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②,但这只是指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内部有变革有批判继承的问题来说的,并不说明他已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会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事实上他所说的损益,并没有越出奴隶社会的框框。他认为奴隶社会是永恒的,是万古不变的。因此,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或“道不行”,这个“道”不是别的,就是周道;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或“礼以行之”,这个“礼”也不是别的,就是周礼。孔子生当春秋末世,那本来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末日,是奴隶主阶级的末日,而他竟荒谬地把它看成是世界的末日,全人类的末日。孔子一生留下许多言论,许多事迹。如果从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从历史这个角度来看,一句话,就是希望使历史车轮倒转,倒转到西周,即中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①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②充分证明孔子一生所向往的是西周,心目中所最崇拜的人物是周公。
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孔子的政治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孔子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作春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全部地在春秋一书中反映出来。司马迁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③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①二人所说的,正是这个问题。
孔子之所以这样看当世的历史,多数人认为有阶级根源。我看这样说法不一定对。孔子自己说过“吾少也贱”。从孔子的阶级出身说,比卫鞅、韩非要低得多。为什么卫鞅、韩非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法家,而孔子却成为拉历史倒退的儒家呢?有人说,由于孔子是宋后或殷后。这种说法尤为荒唐,不自觉地陷入错误的血统论的泥坑。我们今天确实重视阶级成分,但是怎能用十几世或几十世以前的祖先作为确定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根据呢?据我看,孔子是郰人纥之子。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生活环境同他的思想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毕生总是同古打交道,久而久之,他的眼睛遂被这个古给蒙住了,终于成为古的俘虏。三国时“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②后世儒生俗士不识时务,正是受了孔子的影响。这是儒家的传统使然。可以这样说,儒家之祖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知古而不知今,不识时务的人。
然而,孔子这个人物,不管怎么看,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么,对于孔子应当怎样评价呢?孔子自己说过,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①,他“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②。据我看,这“好古”二字是我们评价孔子所应当注意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正由于好古,孔子成为有广博知识的学者;在保存、整理、研究、传播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正由于好古,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古的包袱,使他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更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家。
孔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至于超越中国历史的界限,受到长期的尊重,首先在于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不在于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事实上在法家出现后,已被证明是不适用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过去所起的作用,则不应低估。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我们国家今天有将近十亿的人口,有自有文字以来持续几千年的历史,虽然也有过多少次分裂的时候,但最终总是归于统一。像这样一个大家熟知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不是有一种虽然看不见,然而真实存在的力量——精神力量在维系着呢?至少说应当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共同心理的。那么这个共同心理怎么形成的呢? 当然,原因很多。据我看,孔子思想所起的作用,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中国之有孔子,毋宁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时至今日,孔子思想的大部分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当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做出科学的总结。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加分析地全面加以否定,不是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