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国策》·司马错论伐蜀》鉴赏

古文观止·国策·司马错论伐蜀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1】。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 下兵三川^【2】， 塞辕、缑氏之口 ^【3】， 当屯留之道^【4】， 魏绝南阳， 楚临南郑， 秦攻新城、宜阳 ^【5】， 以临二周之郊 ^【6】， 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7】。周自知不救， 九鼎宝器必出 ^【8】。据九鼎， 按图籍， 挟天子以令天下， 天下莫敢不听， 此王业也。今夫蜀， 西僻之国， 而戎狄之长也。敝名劳众 ^【9】， 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 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 而王不争焉， 顾争于戎狄， 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 欲富国者， 务广其地; 欲强兵者， 务富其民; 欲王者， 务博其德。三资者备， 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 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 西僻之国也， 而戎狄之长也， 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 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 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10】，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11】，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12】。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13】。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 以因乎齐、赵^【14】，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听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15】。”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 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16】，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注释】【1】司马错：秦人。张仪：战国时魏国人，人秦任宰相，封武信君。著名纵横家，【2】三川：指河南宜阳，因境内有黄河、洛、伊三条河流而得名。【3】轘辕：山名，在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缑氏：古地名，河南偃师东南，因山得名，【4】屯留;古地名，在今山西屯留县。【5】新城：在河南襄城县。【6】二周：指战国时东周和西周，周王室的两个小诸侯国。【7】侵楚、魏之地：与上文“亲魏善楚”不合，疑是流传过程中误抄入的。【8】九鼎：传说禹收天下金，“铸九鼎，象九州”，成为传国之宝。【9】敝名：一本作“敝兵”。【10】缮：补、治。【11】四海：应为“西海”。【12】危：应作“危矣”。【13】与国：盟国。【14】因：利用。【15】完：万全的意思。【16】 属： 归属， 归附。【赏析】司马错论伐蜀选自 战国策·秦策一。这篇文章记述了秦惠王时， 两个重要的谋士张仪与司马错，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时的主攻方向问题， 展开争论。张仪力主伐韩， 而司马错则极力主张伐蜀。当时司马错着眼于当时的实际形势， 考虑到利害冲突， 从事情的难易出发， 主张伐蜀。在论说过程中， 他步步进逼， 最终驳倒了张仪的伐韩之论， 说服了秦惠王， 使其出岳伐蜀， 大功告成。本文在写张仪与司马错争论时， 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策士风度。文章开始点出“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这是全篇总纲。既而将两谋士对主攻方向不同的见解分别提出， 并说明了争论的焦点所在， 两位著名谋士各持一端， 引出秦惠王的垂询，“请闻其说”， 下文即就此将争论展开。接着文章先叙述张仪申诉其主张伐韩的理由， 这段很能表现他作为著名纵横家的特点。张仪对伐韩与伐蜀进行权衡， 阐明自己所持的观点， 他先从亲魏善楚的连横策略开始进行分析， 设想“下兵三川， 塞轘辕、缑氏之口， 当屯留之道”， 魏就会“绝南阳”， 楚就会“临南郑”， 秦即可攻韩国的新城宜阳， 以致直接危胁二周。并分析此时周王只好将天子九鼎宝器献出， 秦可唾手而得。如此韩破周灭， 大功即可告成。那么“据九鼎， 按图籍”君临天下， 成就王业亦在情理当中。由此看来张仪所论伐韩确似功大利近。接着张仪又从反面论说伐蜀之弊， 认为蜀国地处偏僻之所，为戎狄之长， 远不及二周影响之大， 故此伐蜀于名于利皆似未得， 却敝兵劳众，利害相较， 看似不足取。通过上面对比分析， 张仪又以俗语为证“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市”， 总结道“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劝王争之，指出如伐蜀， 那么“去王业远矣”。张仪这段话正反对比， 力陈伐韩伐蜀之利弊所在， 貌似头头是道， 理在个中， 其发宏论举重若轻， 确似能迷惑人， 充分表现了他的辩才。面对张仪这样的论辩对手， 对司马错来说确是严峻的考验， 然而司马错却似乎并不在意， 从容不迫， 抓住对方务虚不务实， 急功近利， 致使其看不清形势的弱点， 从秦国实际出发， 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 驳倒了张仪的伐韩之论， 阐明了伐蜀之利。文章先写司马错对张仪之说不以为然，开始对事理作清醒的分析， 从称王称霸的条件要求上， 提出欲称王就要地广、民富、德厚三资具备。从大道理上先压张仪一头， 然后指出就秦地小民贪的实际， 制定方针要选择易于成功的来做， 这就为秦将主攻何方， 确定了大前提。接着细致地分析了伐蜀的有利条件， 言蜀较偏僻， 且内乱，为功伐提供口实，以秦的实力攻蜀，如狼逐羊群，绰绰有余，既可广国，富民，同时也不劳伤兵力，这里既批驳了张仪称伐蜀敝兵劳众之说，反而阐明了伐蜀之实利。而后文章进一层阐述伐蜀不但得到以上实利，而且灭蜀后还可以得到诸侯的宽容，且不担恶名，是“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的一石三鸟的好事。司马错在说明伐蜀之利后，针对张仪伐韩之谋进行批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文章先指出攻韩，必担恶名，“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是危险的举动。接着司马错具体分析了周韩魏楚的关系，阐明伐韩劫周必会陷入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头争中去，既得不到实利，可能还会失败，这里司马错针对张仪推论中的虚设假想，而实实在在地分析诸侯之间的关系，推论可能出现不利于秦的情况，指出了伐韩的弊端，比较伐韩伐蜀，避难就易，得出“不如伐蜀之完也”的结论，彻底地驳倒了强劲的论敌张仪，从而说服了秦惠王。最后文章以惠王从司马错伐蜀之论，出兵伐蜀，大获全胜作结。这段补叙是从事实上说明了司马错论伐蜀的正确，也是以事实为张仪司马错二人的争论下的结论，这样从章法上照应了开篇，使篇章结构更为完整严谨。这篇文章通过张仪和司马错两人的争论，生动地表现了两人不同的风貌，突出了两人不同的个性。在文章中张仪的论辩风格显现无遗，他的谈论重气势重辞采，夸夸其谈，务虚不务实，但高谈阔论，很有诱惑力。而司马错性格沉着冷静，看问题注重实际，分析问题清昕透辟，虽没有一般游说之士那种耸人听闻的华美辞藻，却能切中论敌的要害，表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目光深远的政治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