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经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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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的倡导者——刘歆
刘歆(?—23),字子骏,是汉朝皇族,刘向之子,著有七略等书,是著名的经学家。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书·楚元王传)。刘向死后,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同业”(同上)。
刘歆反对以前经学家们家法传授的弊病和烦琐章句的学风,指责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且“党同门,妒道真”(汉书·楚元王传)。他希望学习经文要“存其大体”,“用日少而蓄德多”(汉书·艺文志)。刘歆对当时经学家“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随意解经,妄断臆测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批评,强调“夫子不空言说经”,要“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汉书·艺文志)。
相传刘歆在校理秘书时,曾发现一部古籀文的左氏春秋传,刘歆读后十分赞赏,认为左氏所传得到了孔丘思想的真义,他把这部书和孔子壁发现的逸礼、古文尚书的思想大加提倡,称他们保持了原始经书的真谛,并要把这三部书和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毛诗作为经典立于学官,这四部书就是后来古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刘歆的要求遭到许多经学博士的反对,他本人也因移书太常博士遭贬。
有人认为古文经书的真伪值得怀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甚至说古文经书乃刘歆一手伪造出来的,其言虽然过火,但就史实来看,确实值得怀疑。台湾学者李威熊提了三点原因:
(1)言孔壁古文经,首见于汉书,其说出自刘歆。
汉书·景王十三传说:“鲁恭王余,以孝景王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中有关武帝从前的资料,大多抄自史记,但这一段中自“恭王初,好治宫室”以下文字,史记中并无记载。如此重要的事件司马迁竟然漏掉不录,令人怀疑。班固在楚元王传又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可见古文得自孔壁,班固是根据刘歆的说法,而刘歆到底根据什么资料,那就不得而知了。
(2)班固云河间献王德,得古文经典,其说亦本刘歆。
汉书·景十三王传又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这一段记载,史记并无此文。汉书·艺文志也说:“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又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礼。”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根据刘歆七略而作。所以后人说河间献王有古文经也是根据刘歆的资料而成说的。
(3)整理左传并宣扬于世者,当始于刘歆。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与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讳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见左传应该在汉初就已流行,但为什么当时研究六艺的学者不曾注意到这一部著作呢? 或许真像刘歆所说“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而司马迁家世为史官,所以可以看到左氏春秋,但一般人难以看到,因此,才对该书产生怀疑。如果刘歆的话确实没有错,那么左氏春秋就是真的了。但刘歆自己也说,看到秘府的左传时“经或脱简,传或简编”,可见刘歆确实花了一番功夫加以整理,或者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在经书中加进自己伪造的资料,那是很有可能的。
刘歆在立春秋左传、毛诗等古文经博士的争论中失败,但刘歆受到王莽的赏识。刘歆的古文经学为王莽改制、摄政和篡汉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王莽篡汉后,被封为红休侯,立为国师,成为学术权威,为古文经学培养了大批人材,为日后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奠定了基础。
后来,刘歆谋诛王莽,事泄自杀,这是经学的一大损失。刘歆还曾著三统历谱,最早把圆周率推算为3.1547。
五经无双的许慎
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曾任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著有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的大成。一般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一位文字学家,其实识字训诂乃通经之本;说文解字一书,引用不少经文以证字义,如果他没有深厚的经学素养,绝不能写出说文解字。后汉书·儒林传云:“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另外,许慎尚有古文孝经说一篇。
许慎像
在经学发展史上,许慎有两项特殊的贡献,是人们所不能忽视的:
(1)经学的综合研究。许慎曾参加了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议经盛会,得以闻知诸儒讲议五经异同,困之余开始撰写五经异义。凡每论证一事,必具家法,以明其统绪源流。而在他以前的经学大师,常是仅针对一经加以探讨,而能对诸经加以研究的还很少见。所以许慎的这种研究方式,开拓了经学研究的思路,改变了拘于一家一艺的狭隘眼光,对后世经学的研究有较大影响。稍晚于许慎的马融所著三传异同说、郑玄的驳许慎五经异义晋谯周五经然否论、杨方五经钩沉等的研究方法,都直接源自许慎。
(2)说文解字促进了经训的发展。说文解字问世以前,训释诸经,尔雅是最主要的参考典籍。许慎的说文解字目的除为正订经字外,也是为了解经的方便。许慎认为当时“诸生竞逐说字解经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文解字序),难免成曲解经义的现象。说文解字序又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先有文字而后有经书,解经也要以文字为先。说文解字序又讲:“六艺群经之训诂,皆训其义。”该书多举经文以正字义。许慎还讲:“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因此,说文解字一书,不但反映了东汉古文经学的特征,而且还可以根据说文解字明辩古今经文的家法。与尔雅一样,说文解字成了学经研经不可缺少的宝典,历来都被识字读经者视为必备书籍。
马融在经学上的成就
马融(79—166),字季长,东汉扶风茂陵人。才高博学,为当时大儒。马融门徒众多,像涿郡卢植、高密郑玄、陈留范冉等经学大家都出自马融门下。马融研究经学成就卓著,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可惜他所注各经,今皆不传,其他书中偶有引用,但所存不多,仅就这些资料,还能窥见马融研经的特色和成就。
西汉经学,今文为主,古文经学到东汉才逐渐受到重视。杜子春、郑兴、郑众、贾徽、贾逵、杜林、卫宏、许慎等都是古文大家,马融继郑氏、贾氏父子之后,又推崇许慎,所注各经全为古文,堪称集东汉古文经学之大成。皮氏经学历史上说:“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廖平古学考则认为,自马融以后,古文才真正成家,并与今文相抗衡。
马融还精于训诂,对后世影响很大。作为古代经典,六经文字深奥,微言大义,常隐而不见。必先通训诂。训诂明,才能了解和发掘深义。马融注尔雅,依毛诗,稽考说文解字,会通群经,也旁及史记、汉书,参考庄子、淮南子,引证各家说法,很得训诂要领。他还利用声训方法,把双声、叠韵、同音等声训,交互为用。至于晦涩难读的字,也释其音,开创了后人训诂并释音的先例。清代学术有所谓汉宋之分,宋学长于义理,汉学长于训诂、考据,而所谓汉学,实质是指马融、郑玄而言,他们以训诂、名物等名传后世。
马融像
马融研经还开始打乱家法、师法,博采众长,杂糅古今经学。马融初随京兆挚恂游学,恂精通易、礼,马融因此治五经,博通各家诸说,后来又向班固学习汉书,以后又在东观校书,与当时的大儒贾逵、许慎等习古文。因此他治经兼各家所长,如注易本源于费氏,但又杂有子夏、孟氏、京氏、梁丘氏各家的易说;注尚书兼收郑氏父子、贾逵的理论;注诗则兼听毛诗、孔安国、刘歆等家说法;注三礼从刘歆、郑众、贾逵等人;注春秋则对贾逵、郑众的解说有所取舍;注论语则兼采韩诗说。因此,家法、师法的传统在马融那里开始打破。如此消除门户之见,放手研经,博采众长,为经学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基础。马融的经学,虽以古文为主,但也不排斥今文经学,他注经时也常用今文经学的说法,力图把古今经学融合起来,这也是马融的一个贡献。
马融的著作很多,但如今均已散失。后汉书说,马融曾著三传异同说,又注孝经、论语、诗、易、尚书、三礼、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
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是东汉最有成就的经学家。为区别于经学家郑众、郑兴父子,世称“后郑”。他打破了经学研究中的“家法”,创立了“郑学”,结束了古今经学的纷争局面,使经学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可见郑玄有集古今经学的大成、统一两汉经学之功。他的著作长期被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后世经学影响极大。
郑玄二十多岁时已“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经算术”。后来,又从师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这时,郑玄已成为有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了。不久,郑玄又因卢植的关系,投于马融门下学习。马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家,门徒众多,造诣较深的有五十多人。郑玄在那里三年不为所重,一直没和马融见过面,只能听其弟子高足的传授。尽管如是,郑玄仍日夜寻诵,毫无怠倦。郑玄的才能被马融发现后,马融惊服不已,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郑玄学成,辞回山东,马融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对郑玄的评价非常高。
郑玄受东汉末期“党锢之祸”迫害,“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后汉书·郑玄传),集中精力,潜心注经。他看到今古经学相互攻击,壁垒森严,家法师法弄得人皓首穷经,但仍“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王充论衡· 正说)。有感于此,郑玄要“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郑玄传。为此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攻漏失”(同上),创立了“郑学”。
郑玄注经兼收今古经学,融合各家,“沟合为一”,无所不用,使经学从各种繁杂的家法中解脱出来,吸引了大批儒生学者归于郑门。因此,郑玄注的经书问世后,其他今古文经多被世人摒弃,“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一变”。因之,“郑学”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作用,皮锡瑞说,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是恰如其分的。
郑玄像
郑玄从四十四岁遭禁锢,到了五十八岁禁解,历时十四年。这十四年间,郑玄的著作甚多,后汉书· 郑玄传所列书目大多是这期间所作。这十四年间,郑玄还和今文经学大师何休进行学术争论。何休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宣传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批判。郑玄则把何休吹嘘为像墨子的城防一样不可攻克的今文经学典籍公羊攻破,把何休贬为病人膏肓和已成废疾的古文经典左氏春秋、穀梁传都一一治好。针对郑玄的反驳,何休感叹不已:“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何休被世人称为“学海”。郑玄击败何休,被人们称为“经神”,可见郑玄在经学界的地位之高。郑玄的成就被全社会承认和尊重,“相国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同上),大将军何进、袁绍也邀他做客,连黄巾起义军也“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同上)。
公元200年,郑玄七十四岁,在这一年春天,郑玄称他梦到孔子,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醒后,郑玄认为自己生命将终,震动不已,不久病亡。
郑玄一生学无常师,用功甚勤,所学经艺,日夜研诵,未尝怠倦,临终之前,还在注释周易。因此著作甚多,后汉书· 郑玄传中记载:“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同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如此丰富的著作,可以说是空前的。
从唐代起,统治者就把郑玄所注的诗、三礼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清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一直到解放前夕。对于郑玄,封建统治者也格外推崇,唐太宗封郑玄为“高密伯”,雍正又称郑玄为“先儒郑子”,与董仲舒地位相同。